烟草消费在我国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公共卫生问题。数据显示，中国有超过3亿吸烟者，每年因吸烟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100万。面对这一严峻形势，政府和社会各界一直在探索有效的控烟措施，而提高烟草税费被认为是其中一种重要手段。
提高烟草税费的核心机制在于通过价格杠杆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。烟草作为一种成瘾性商品，其需求对价格变化相对敏感。当税费增加导致香烟价格上涨时，部分吸烟者可能会减少吸烟量或考虑戒烟，特别是对价格敏感的青年群体和低收入群体。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表明，烟草价格每提高10%，烟草消费量在高收入国家会减少约4%，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会减少约5-8%。
从国际经验来看，提高烟草税费确实取得了显著成效。澳大利亚通过持续提高烟草税，使得一包香烟的价格高达40澳元以上，其吸烟率从1990年代的24%降至2020年的11%。英国的类似政策也使其成人吸烟率从1974年的45%降至2021年的13.3%。这些案例表明，税费政策在减少烟草消费方面具有明确效果。
单靠提高税费并不足以完全解决我国的烟草问题。我国烟草价格相对较低，一些廉价香烟每包仅需5-10元，这使得价格弹性效应受限。我国实行烟草专卖制度，提高税费的政策效果受到专卖体制的制约。控烟需要综合施策，包括公共场所全面禁烟、加强健康教育、提供戒烟服务等多管齐下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提高烟草税费还可能带来一些社会影响。一方面，它可能加重低收入吸烟者的经济负担，另一方面，可能催生非法烟草贸易。因此，在实施税费政策时，需要配套相应的社会保障措施和执法力度。
从更广阔的视角看，控烟不仅关乎个人健康，也关系到公共医疗负担和社会生产力。据估算，我国每年因吸烟导致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超过3000亿元。因此，控烟政策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。
提高烟草税费是减少烟草消费的有效手段之一，但并非唯一解决方案。要实现我国吸烟率的显著下降，需要构建一个包含税收政策、法律法规、健康教育、戒烟服务等在内的综合控烟体系。同时，政策制定应当考虑不同群体的承受能力，采取渐进式调整策略，并配合其他社会政策，最终实现公共健康与社会发展的平衡。
